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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20多個省級人大常委會出臺防控疫情相關決定

來源:法制日報 更新時間:2020/2/26
新冠肺炎疫情發生以來,我國多個省級人大常委會密集加開常委會會議,審議通過決定,為打好疫情防控阻擊戰提供及時、有效的法治支撐。
 
  截至2月22日,已有北京、上海、浙江、湖北、寧夏等22個省份臨時加開人大常委會會議,分別審議通過了關于依法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決定。
 
  專家認為,這些決定內容突出管用有效,進一步明確了各級政府及相關部門、社會各方面和個人的責任。
 
  賦予城鄉社區組織疫情防控權力
 
  城鄉社區組織的主體是城鄉基層群眾自治組織,即居民委員會和村民委員會,還有政府下沉社區服務的社區服務組織和一些公益組織。在此次疫情阻擊戰中,城鄉社區組織承擔了疫情防控宣傳、及時發布當地疫情防控動態、上門登記情況、人員往來情況摸排等工作,發揮了重要作用。
 
  為更好發揮城鄉社區組織作用,各省級人大常委會在決定中對城鄉社區組織要承擔的工作作出明確規定,并賦予了一定權力。
 
  浙江明確,居民委員會、村民委員會應當發揮自治作用,協助相關部門做好社區疫情防控宣傳教育和健康提示,落實相關防控措施,及時收集、登記、核實、報送相關信息。業主委員會、物業服務企業應當配合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黑龍江要求,居民委員會、村民委員會應當協助相關部門做好社區疫情防控宣傳教育和健康提示,落實相關防控措施,及時收集、登記、核實、報送相關信息,并做好生活服務保障工作。
 
  江蘇明確,居民委員會、村民委員會應當服從政府統一指揮,落實相關防控措施,協助做好疫情防控宣傳教育、健康告知、人員往來情況摸排、人員健康監測等工作,及時收集、登記、核實、報送相關信息。業主委員會、物業服務企業應當按照要求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華東政法大學副教授孫煜華說,居民委員會和村民委員會是基層群眾性自治組織,不屬于我國的國家機關,但是在抗擊疫情的時候,他們要承擔大量工作,地方人大常委會在決定中賦予城鄉社區組織一些疫情防控的權力,使他們成為法律、法規授權的組織,有利于更好發揮城鄉社區組織作用,助力打贏疫情防控戰。“尤其是一些授益性行政行為,地方性法規可以廣泛授權給基層組織。當然,對于一些涉及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強制措施,都是法律保留,地方性法規是無法授權的。”孫煜華強調。
 
  慈善捐贈必須公開透明回應關切
 
  在新冠肺炎疫情阻擊戰的關鍵時刻,湖北省紅十字會因救援物資分配、信息公開錯誤等問題,引發公眾質疑,湖北省紅十字會3名領導因此被問責。
 
  疫情防控中的慈善捐贈,既是社會關注的重點問題,也是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重要環節。對此,一些地方專門在決定中作出規定,要求慈善組織、紅十字會做到公開透明、回應社會關切。
 
  對于慈善捐贈,湖北規定,政府加強對慈善組織和捐贈活動的監督管理,確保捐贈資金及物資的接收和分配公開透明、及時高效、公平合理。
 
  重慶要求,紅十字會、慈善總會等各類社會救助團體、慈善組織應當嚴格依法開展接受捐贈和社會救助活動,有關信息及時公開。有關部門應當加強對與疫情防控、應急救援有關的慈善捐贈活動的規范管理,確保捐贈物接收、支出、使用及其監督全過程公開、透明、高效、有序。
 
  寧夏明確,縣級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關部門,紅十字會、慈善組織、醫療機構等有關單位,應當加強對受贈財物的規范管理,確保接收、支出、發放、使用及其監督全過程透明、公開、高效、有序。
 
  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劉俊海指出,疫情防控期間,慈善捐贈既是醫療和生活物資保障的重要方面,又是社會各界參與疫情防控的重要方式。對于慈善捐贈的款物分配情況,必須做到公開透明公平公正,確保信息的真實、準確、完整、及時,并且可以讓公眾容易獲得。這既是抗擊疫情的需要,也是落實慈善法的體現。
 
   “對于慈善捐贈過程中出現的違規行為,要嚴格問責,除了作出行政處罰,還要將其納入終身不得提拔重用的黑名單。此外,個人在處理捐贈款物時給慈善工作造成重大損失的,比如導致紅十字會公信力降低、錯過捐贈物資等,應當要求個人承擔賠償責任。”劉俊海說。
 
  個人隱瞞病情被列入失信黑名單
 
  疫情防控期間,因為故意隱瞞病史、重點地區旅行史等行為而造成他人感染的案例多次發生。對此,多地在決定中規定,不僅要嚴格追究相應法律責任,還要納入信用懲戒。
 
  上海明確,個人有隱瞞病史、重點地區旅行史、與患者或疑似患者接觸史等行為,除依法嚴格追究相應法律責任外,有關部門還應當按照國家和本市規定,將其失信信息向本市公共信用信息平臺歸集,并依法采取懲戒措施。
 
  河南規定,個人有隱瞞病情、在疫情嚴重地區旅居、與患者或者疑似患者接觸等情況,或者有逃避醫學觀察、隔離治療等行為的,除依法追究相應法律責任外,有關部門還應當將其列入失信聯合懲戒對象名單。
 
  浙江要求,個人有隱瞞疫病史、重點地區旅行史、與患者或者疑似患者接觸史、逃避隔離醫學觀察等行為,除依法嚴格追究相應法律責任外,有關部門還應當按照國家和本省規定,將其失信信息向本省公共信用信息平臺歸集,并依法采取懲戒措施。
 
  吉林明確,個人有隱瞞疫病史、與患者或者疑似患者接觸史、逃避醫學觀察、居家觀察等行為,除依法追究其相應法律責任外,有關部門還應當按照國家和本省規定,將其失信信息向本省公共信用信息平臺歸集,并依法采取懲戒措施。
 
  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法治國情調研室主任呂艷濱認為,在全民抗擊疫情的關鍵時刻,如實報送個人相關信息是每個公民應當履行的義務,如果因為隱瞞病情而對他人生命健康造成損害甚至危害到公共安全,在采取刑事制裁措施的同時實施信用懲戒,十分必要。
 
   “多地在決定中要求,對個人隱瞞病情等行為作出信用懲戒,可以起到警示和引導作用。但要注意,執法部門在實施決定過程中一定要嚴格規范執法。對于明知自己與患者有過接觸但卻故意隱瞞的可以信用懲戒,但對于那些無意中接觸患者的不知情者則不能適用。”呂艷濱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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